用时效换本真？——加速社会中的播客聆听与内容生产

音频播客在中国一二线城市青年中的流行反映了受众对于听觉内容的新兴需求，既有研究多从视/听的不同感官偏向以及播客社群的声音联结出发，探讨新音频媒介如何建构独特的人际关系，但对该媒介形式的理解还需更多与听众的日常生活及其整体媒介使用图景相勾连。对中文播客听众和从业者的访谈及参与式观察结果显示，播客声音的本真性构成了这一听觉关系的核心，而播客的时间脚本则是其本真性呈现的重要保障。此外，社会时间的结构性压力一面促使听众通过聆听寻求替代性的时间经验，另一方面也悖论性地塑造了现实的聆听行为，从而将“本真性”的具体表现形态置于不断的协商之中。据此，本文讨论了播客本真性文化中的时间维度以及中文播客“产-消协商”的未来趋向，并提出研究者在重新发现日常生活听觉维度的同时，需要更多考量当代音频内容、聆听活动内蕴的含混多义性。

随着手机摄录功能的不断提升，无处不在的图像已然跨越存储、加工、传输技术的阻碍，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由视觉主导的媒介文化与实践参与定义了当代个体的处境乃至存在本身（孙玮，2020；彭兰，2020；李文冰，赵书悠，2023）。而在其阴暗面，泛滥的图像成为“加速社会”批判者笔下恰切的例证，这些图像符号“无法编织出持续性的叙事，……因此也就生产不出持续性的经验”（卞冬磊，2022），“来得比文字和论点更快”的图像容不下任何喘息或思考的时间（罗萨，2013/2018：53）。

声音媒介正是在这个既被视觉的便捷性推动又愈发受其统治的社会条件下悄然复兴。从节目量和用户增长来看，音频播客是近年来中文世界“听觉复兴”最为突出的代表。以2020年为节点，中文播客听众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增长至8600万人，节目量则从1万档猛增至3万档（半月谈，2022）。播客是一种强调听众端按需选择、生产端人人可以参与制作的数字音频媒介，目前大多数用户使用手机收听（Podfest China， 2020）。不少学者将其视为对视觉化生活的解毒，听播客成为日常生活中一个“留白”的部分（王长潇，刘瑞一，2019）。这一新听觉媒介缓解了听众的“视觉疲劳和信息焦虑”（李雪娇，胡泳，2022）、具有激发共情与人际连结的潜力（夏德元，周伟峰，2022；许苗苗，2021）。中文播客听众对于联结的强烈需求也体现在近年来流行的播客类型上——数据显示，多人聊天、对谈类播客是听众最常收听的类型，除了内容本身，“有关注或喜欢的主播/嘉宾”是听众收听及订阅某档播客的最主要原因（Justpod，2022；Podfest China，2020）。然而，在广播、音频知识付费节目同样具有的“陪伴”（Atkinson & Moores， 2003；李武，胡泊，2021）属性以外，就中文播客的特殊性而言，尚有问题未解决：从听众群体分布来看，中文播客的用户高度集中于一二线城市的青年（Justpod，2022），这一群体自身的特点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否促成了相应的聆听实践？依循莎朗（Sharon，2023）对“播客研究”（podcast studies）这一领域的展望，本文将播客的聆听和生产实践放置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并视之为建构“本真”这一当代文化实践的可欲途径，以更好地了解媒介技术及其使用的社会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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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客：加速社会中的听觉复兴？

2021年，《三联生活周刊》一篇标题为《播客，“加速社会”的助推还是解药？》的文章设问：“读一篇文章5分钟就能搞定，为什么要听几个人在那里聊一个小时？”现代社会的速度竞赛体现为事件发生频率的密集化（Tomlinson，2007：2），在有限的时间内提高效率、掌控自我（曹璞，方惠，2022）以免于内在的道德焦虑（郑小雪，2023）成为当代主体被迫的应对模式。在当代中国，作为主要劳动力来源的青年群体最容易受强调速度的时间暴政影响，因为“时间加速来源于需求端对供给端的极度催促”（蒋宁平等，2023）。因此，上述问题实际反映了城市青年播客消费中矛盾的时间关系——声音陪伴并不利于媒介内容的高效获取。

那么，为何播客能以一种反时效的姿态流行于当今社会？从感官研究的角度出发，播客被视作“听觉复兴”这一趋势之下的子类（李雪娇，胡泳，2022；许加彪，梁少怡，2023）。感觉方式与当代社会文化的变化密切相关。加速社会的媒介生活很大程度上是视觉的，新视觉媒介如短视频在中国的兴起，让人们最为直观地感受到内容生产循环和生活步调的持续加速（Kaye et al.，2022：37；刘丁香，万立良，2022）。以钟表为代表的视觉媒介是现代时间结构的标志物，这一视觉上标准化、可切分的时间计量方式改造了社会运转和日常经验的模式，承载着电子影像的屏幕则进一步结构了密集但缺乏连续性的用户感知（吴鼎铭，肖欢，2023）。图像在资本追求生产效率和快速流动的逻辑下增殖，化身为自我指涉的“景观”并反过来统治了人们的日常经验（张聪，2017；李盈盈，单世联，2020）。相较之下，当社会加速塑造了当代的观看行为，进而动摇了建立深度关系的必要条件（王淑华，2023），听觉生活则承载了在当代社会重建人与人、人与环境间关系的愿望。研究者将听觉关系视作可能的解药，希望聆听活动能够更新自我、城市（蒋宁平等，2023；曲舒文，林丹，2021）和他人（Neumark，2010）之间的联系。

上述研究传统中的理念模型可以追溯到麦克卢汉和沃尔特·翁在听觉文化与传统生活、视觉文化与现代生活之间建立的对应关系，二人基于感官的历史分期为听觉生活赋予了怀旧色彩，强调声音的物质属性能更好地反映说话人的言语环境、身体状态和内部人格，“使人组成关系密切的整体”（翁，1982/2008：56）。不过，这种对听觉“特性”的本质化叙述忽略了聆听及其技术本身的历史性，倾向于将听觉视为静止的、存在于理想化过去的怀旧对象。对此，乔纳森·斯特恩（Jonathan Sterne，2003：21-22）提醒道，研究声音无需一开始就对所谓听觉和声音的本质持有“根本的或超历史的答案”，人的听觉能力和聆听方式同样随历史变化，声音媒介/技术的形态更不是从一开始就被给定的，而是诞生于文化、社会和物质活动的交叉点上。

因此，对播客流行的解释需要回归这一特定媒介在文化产业中的位置，以及它具体回应的日常生活情境。利纳雷斯等人（Llinares et al.，2018）概括道，和中心化的广播不同，播客营造出私人的、亲切的声音环境，这既让听众作为亲密谈话的一分子生发出深厚的联结感，稳定的声音陪伴也为他们在快速变化的数字中寻得了确定的锚点。因此，“听播客”确乎有潜力回应加速社会的一大后果——“社会联合关系的当下时态的萎缩”：过快的相遇与分离正在让建立长期的情感关系成为问题（罗萨，2013/2018：42）。在类似的理路下，相关研究多着眼于聆听过程的关系面向，探讨了主播与听众之间的声音联结如何赋予其在情感传达（Copeland，2018；Lindgren，2023）、社群建构（Florini，2015）和知识经济（Schlütz & Hedder，2022；冯菊香，耿叔豪，2023）等方面的优势。在这一方面，斯瓦泰克（Swiatek，2018）的概括尤为精确，他将播客称为“桥接亲密的媒介”（intimate bridging media），其数字音频的形式将原本不相关的人群笼罩在同一个由声音搭建起的亲密空间之中。然而，这一理路的缺陷也颇为明显：在进一步解释播客的声音联结为何特殊时，除了局限于具体个案的细节，或者诉诸形而上的断语，研究者似乎无法再将播客从类型学上跟其他数字媒介（如社交媒体）所能提供的广泛联系区别开来（Sharon，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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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客的时间脚本与本真性

由于播客的技术基础并非全新，理解其兴起需充分考量作为环境的时代精神和文化（Sullivan，2018），但前述两条路径各有其局限：它们或者将播客聆听归类为当代听觉关系的一种，作为反对视觉化经验的一个例证，而忽略了播客这一具体形式的特点；或主要关注播客本身建构人际关系的种种实践，却较少考虑这一“联结”相对于其他数字化联系有何特殊性。那么，在两条路径的交汇处描绘播客而非声音/听觉的时间性（temporality），或许可以让研究者更清楚地剖析其媒介特点。

正如汤林森（Tomlinson，2007：131-132）所说，即使不采用技术决定论的视角，依然可以承认不同媒介携带着不同脚本，这些脚本邀请（invite）我们以特定的方式回应它。汤林森将“即时性”视为现代媒介所携带的时间脚本，让人们习惯于期待信息的轻易获取，并且在发送和接收之间几乎没有延迟。在技术物质性的一面之外，媒介的时间脚本还有制度文化的一面，例如，广播作为最早的面向公众全时段播出的媒介，将媒介的持续存在制度化，从而改变了人们对于利科（Paul Ricoeur）所谓“第三时间”的经验（Lacey，2022）。类似的是，斯皮内利（Spinelli，2019：97）也依据时间性对广播和播客做出过区分：“如果广播是一种‘持续滚动播出的’媒介（flow medium），那么播客则是一种‘从头到尾’的媒介（beginning-to-end medium）。”贝里（Berry，2022）则进一步指出，广播播出时间是有限且宝贵的，而相比之下播客更自由的时间限制让创作者得以采纳一种更为自然、非正式的叙述方式。在中文播客界，头部播客《随机波动》的主创张之琪也在采访中谈到，“播客跟（短视频）完全不一样，它是一个你要听一个小时的东西……是一个进入非常慢，你要在里面沉浸很长时间的媒介”（围炉，2023）。

换言之，从时间性出发，播客聆听中时间的必要延展容许了真实个体的充分绽出。由此本文提出，围绕播客发展出的时间文化容许了“本真性”（authenticity）的呈现与感受，这一方面回应了加速社会中个体长时段经验的匮乏，另一方面也能提供一个阐明播客何以“联结”的新视角。从词义上来看，“本真”的含义非常广泛，它同时容纳了原创、可信、真诚、真实等相互关联的含义，但其整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历史的（historical）与表述性的（expressive）。前者指向某物、人或社群具有可追溯、验证的源头或血脉，后者则指向一个人的表述、行动与他内在、真实自我之间的对应。本文所讨论的“本真”局限于后一种含义，即与个体深深捆绑的真实性（Lindholm，2013）。从中介化沟通的视角而言，本真的这一定义不局限于真诚，还指向媒介形象、行为与个体内在的同一性。因此，后文对播客本真的讨论主要关照播客声音对创作者“幕后”身体、心理状态和日常言说环境的还原，以及听众对这一本真状态的经验和理解，而不讨论罪案纪实类播客中对“真实”罪案和调查现场的重建（参见Ora，2018；Verma，2022）。

在既往播客研究中，“本真”这一词汇在描述播客声音给予听众的印象时常出现。这些研究表明，本真性既是影响听众对播客评价与互动的核心要素（Anthony，2023；Brinson & Lemon，2023），也是播客创作者对听众的承诺和希望达成的理想状态（Meserko，2015；Sharon & John，2023）。其中，一位创作者的回答进一步反映了本真性在播客创作者和听众之间的互惠关系：“（创作播客需要）遵循你的本心（Stay true to your authentic self），讲述自己愿意听的故事。”（McHugh，2022：127）除此之外，一些研究虽然没有直接关注本真，但事实上也在处理与个体叙述、经验之真实性相关的问题。例如，纽约时报的一档播客借助保留前期准备与问候等非正式内容、展示记者日常生活和内心思考过程等展演本真的策略，意图赢得听众的信任（Perdomo & Rodrigues-Rouleau，2021）；如果将目光从主流转向边缘，播客简便的内容生产流程使那些在主流中不可见的个体以自己的方式、基于生命经验（lived experience）呈现自我，其中对听众和自我保持真实是草根播客创作的一大动力（Vrikki & Malik，2019；Donison，2023）。

虽然关于本真的话语在既往播客研究中并不少见，但鲜有研究者将“本真”概念置于媒介内容之外，与听众的生活环境相联系。相关研究中，“本真性”常常仅与信任度、亲密度等并列作为评估媒介效果的一项指标，而非诉诸更大范畴下的社会文化关照。然而，正由于对本真性的追求很大程度上发源于个体“脱嵌”的现代语境以及社会对个体自我的压抑（Lindholm，2013；Duffy，2013），加之20世纪末期开始对于本真性的研究揭示了不同文化社群中“何为本真”的建构、协商与变化过程（Duffy，2013；彼得森，1999/2017），本真/非本真需要被视为一个根据不同语境而有不同侧重、依赖文化消费者具体经验和理解而可能的概念（Quinn，2023）。由此，研究者应当进一步追问，播客文化中对本真的强调是否也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在城市青年的生活中，社会制度对效益最大化的强调使得个体只能建立“脆弱又短暂”的联系，破坏了通过必要的对话关系确立本真体验的可能（周泽鹏，肖索未，2022；泰勒，1998/2020：35-36）。如果播客的时间脚本确乎为其本真性的一个基础，那么思考播客时间性与社会时间结构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当代日常生活中本真经验的协商，便有助于更深入地解释今日播客的流行。

此外，将播客与当代时间结构和生活环境相联系的必要性还在于，媒介饱和（media-saturated）的世界中，并不存在独立于日常实践的媒介使用行为（Couldry，2012：70），这意味着在实践层面研究者不应将现实的“听”当作孤立的活动考察。中文播客的使用嵌入在一二线城市青年的日常生活之中，后者习惯了无孔不入的新媒体，且个人时间表受到现代化公司制度和“时间管理”意识形态的压力（郑作彧，2018：67-70），很少有办法为播客留出全然空白的聆听空间、时间。学界对这一嵌入性多有洞察，高贵武和王彪（2022）就认为，播客“以从未有过的深度参与到了受众的日常生活中，并成为生存场景再造的重要材料”。珀克斯等（Perks et al.，2019）也提出，“播客收听行为不只在于播客本身，它的关键在于收听播客的方式似乎可以轻松地嵌入到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间紧张的富媒体时代中”。遗憾的是，现有播客研究主要通过对主播、内容和声音表达的分析间接了解听众的情况，但对播客嵌入听众日常生活的方式仍然知之甚少（Pringle，2023）。基于此，本文希望以播客听众的日常生活为原点，结合生产实践的视角，综合回答以下问题：

“

1.本真的呈现与追求如何塑造中文播客听众和主播之间的关系？

2.中文播客听众身处的典型语境如何形塑了特定的感受、经验与聆听实践？

3.基于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中文播客行业与听众日常实践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共同演化？

”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有五个来源：（1）2022年5月~2023年5月间，对30位有6个月以上收听对谈、聊天类习惯的播客听众开展的半结构深度访谈（S1~S30），其年龄在20至35岁之间，目前居住在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经济较发达省份，或内陆省份的省会城市（郑州、南昌等），职业身份涵盖大学生、公务员、产品经理、软件开发等，符合相关听众调查报告的用户画像（Justpod，2022；CPA中文播客社区，2023）。问题包括收听习惯、收听场景、对常收听节目的评价、听播客和其他媒介使用行为的比较等，每次访谈用时在30分钟至2小时之间。选取对谈和聊天类播客听众的原因在于，中文播客在萌芽期缺少大型媒体机构的参与和资金支持，因此制作成本较低、依赖主播个人魅力和经验的谈话类节目占据了主流市场，并形塑了中文世界对播客的一般印象（Huang & Yang，2023）。一份播客数据榜单显示，“热门播客”前30中有25档播客都以数人交谈为主要形式，因此这一研究对象的选择具有一定的概括能力。（2）2023年6~7月间，对某播客平台员工（P1）、某播客机构首席运营官（P2）、某科技公司智能语音合成项目管理人员（P3）的深度访谈，问题主要包括声音产品的特性、市场洞察、经营情况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等。（3）2022年9月~2023年5月，第一作者在某对谈类播客节目进行音频后期工作的实习经历。在实习过程中，作者参与了播客节目的选题讨论并承担音频剪辑工作，在此过程中记录了关于整体工作流程和具体剪辑思路的相应笔记。（4）2023年5月13日，第一作者在“第五届PodFest China中文播客大会”中的参与式观察。（5）创作者讨论播客内容、运营等主题的播客单集、公众号文章、邮件通讯（newsletter）及其他公开材料。

在数据收集结束后，研究者将（1）和（2）中的访谈录音转写为文字，共计约70万字，并分别进行初始-集中-理论三级编码（萨尔达尼亚，2009/2021），最终提炼出“本真性”、“时间环境”两大母题，以及内容本真性、语境本真性和时间焦虑三条子线索。（3）、（4）、（5）中获得的材料一方面用于对访谈内容进行饱和度验证，另一方面也为后续论述提供了更丰富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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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聆听中追寻本真：

本真关系的建构、

语境化与时间焦虑

（一）建构本真：播客社群的内容实践

当下，音频播客最突出的特征是普遍的“声音联结”，不仅如前文所言，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关系视角，这一新兴行业的从业者也有类似的认知。比如，“小宇宙”播客平台的CEO就在采访中表示，该平台最直接的愿景就是“促成人与人、人与世界的连接”（极客公园，2022）。本文则进一步提出，将聆听播客的经验与其他媒介使用经验区分开来的因素是播客所能传达的本真性。在更为宽松的时间脚本中，创作者能够更好地表达更真实的自我，而听众也能更充分地了解技术中介的他者，从而造就了公众感知中更为稳固的“联结感”。

具体而言，播客日常而冗余的人声中首先蕴含着具身的声音真实，这一真实的保留有赖于创作者和听众两方面对于声音表达效率的“宽容”。在播客节目创作的早期，其录制往往不在设施精良的录音室中进行，主播在卧室里就可以利用简单的外接电容麦甚至手机麦克风完成最初几期播客的“试水”（小宇宙播客，2022）。这样的条件难免制造出意外的噪音、回声，以及含混的表达、无意义的重复等。不过，这些限制了信息传递效率的粗糙细节，反而成为听众尤其珍重的“本真”段落。一方面，不完美的人声更能反映出主播真实的情绪波动和生活状态，听众可以借声音的窗口感知“真诚的想法”：“主播的失落、悲伤这些最‘情感’的变化就体现在声音里。”（S24）另一方面，录制上的瑕疵证明了主播没有刻意掩饰：“有的时候大家的麦、设备相对来说比较粗糙，但是那种随意感很吸引我。”（S2）与之类似的是，S24认为自己完全接受主播“喷麦”的问题，因为“真诚的流露是我更喜欢的”。这些“错误”构成了声音中最人性的部分，而清晰、准确、流畅的人声恰恰是机器合成语音已然可以效仿的对象（P3）。

随着播客录制流程的成熟，最初因为物质限制和缺乏专业分工带来的粗糙感转而成为独属于这一媒介形态的文化符码，本真性在媒介层面的时间脚本和社群层面的文化脚本愈发交织在一起。由于播客文化中低保真（Lo-fidelity）的录音被当作是更本真、更亲密的，高水平的制作反而在听众和主播之间制造了隔阂（Spinelli，2019：239），播客的后期剪辑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控制内容时效的技艺。这虽然并不意味着越少的剪辑越好，但在听众看来，好的音频后期应当足够克制，保证他们能够从本真的声音痕迹中还原主播身处的聊天环境，因为“随时可能会说错话、乱说话才是真实聊天中会出现的状况”（S21）。根据第一作者参与播客音频后期工作的经验，剪辑中最烦琐的部分往往不是如何“删干净”，而是如何适当地保留。例如，降噪软件提供了智能消除唇齿音、呼吸声等功能，但如果参数调得过高，人声就会变得干瘪且没有气口。某一秒内过于急促的吸气或许应当删去，但下一个段落中嘉宾悠然的吐气可能就需要被保留。因此，某些“不完美”的痕迹是必要的，后期人员需要仔细聆听每一个段落，有针对性地做出改动，以使得人声的表现符合最真实的“听感”（威尔顿，2021/2023：178-180）。此处声音本真感实际上受到了适度的操纵，就如同彼得森（1999/2017：253）在乡村音乐中发现的那样，“不做作本身就是一种做作”。

播客叙事“抽丝剥茧”的内容组织形式也有助于呈现声音联结起的他者，充实他者个人经验和身份构建层面的真实。就单集的内容而言，由于缺乏视觉呈现，播客的创作并不欢迎复杂的叙事技巧和内容结构，主播总是倾向于用更“线性”的叙事和平实的语言呈现内容。相应地，当听众选择一期播客时，他也已经或多或少地意识到自己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才能完整地听完主播的讲述。在第五届PodFest China中文播客大会的“创作者圆桌”环节，《随机波动》主播张之琪就提到，“播客最好听的可能不是前5秒，而是结尾5分钟”。长时间的讲述事实上“强迫”听众理解主播身处的语境、个人经历以及每一个表达的细节，“闭嘴静静听”的模式（Sullivan，2018）乍一看似乎不够平等互惠，却恰恰有助于建立起对一个鲜活他者的感受。从另一个角度看，长时间的讲述和自我呈现也让创作者难以刻意维系人设，圆桌的另一位参与者佟晨洁，就将自己录制播客的动机归结到自己参加真人秀的经历：“在（真人秀）十八天的旅程当中想要掩藏自己的性格……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这之后）我会发现在播客里讲一些真心话，讲一些我四十多年作为女生、妻子真正的感受，这个时候听众的共鸣和反馈也都是非常接近于真实的东西。”

在每档节目的层面上，播客的“订阅”文化让更长时间的陪伴成为可能。斯特恩等（2008）曾指出，播客青睐的“订阅制”（subscribe）意味着时间层面独特的“连续性”（seriality），将信任赋予了不断更新的播客。时至今日，不同于今天社交媒体上常用的“关注”按钮，播客平台如小宇宙等仍将相应按钮称作“订阅”。虽然基于RSS的分发技术不再被当前的中文播客平台视为优先选项，但一些过往来自英文世界的符号规则，如在播客单集标题中标明序号“Ep.XX”，同样流行于当下的中文播客世界，这显示出“订阅，然后持续收听更新”的基本模式并没有被颠覆。

长期订阅和随时间相对稳定的更新模式让听众得以逐步了解与主播相关的方方面面：“你逐渐了解到他的性格，他对事情的看法，他喜欢的东西，了解越深入，潜意识就会判断，我们是相似的，然后是亲近的。”（S17）随着时间的累积，一方面，听众确证了自己与主播的共鸣，比如主播“都是女性，有非常多情感上的共鸣”（S29），或者听到了“必须得是工程师彼此之间才能理解的东西”（S4）；另一方面，“内部梗”的出现也进一步深化了这一关系，这些“排他的行话和切口”划定了边界并“搭建起半封闭的文化圈”（许苗苗，2021）。总的来说，无论是对不完美的容纳、较长的单集时间抑或是长期订阅关系，都反映着播客作为以声音为主要载体的内容形态与文化实践和一种偏重宽松、绵延的时间观念之间的契合，这一媒介时间脚本使主播和听众之间本真感的交换得以可能，最终体现为独特的“声音联结”。

（二）语境化的本真：反视觉奇观与加速社会的“夹缝”

如果仅仅止步于从播客本身分析播客，那么研究尚无法解释为什么媒介中的本真感足以吸引听众，因为真与假、个体的所作所为在多大程度上与其自我相对应，并不必然具有更好/更坏的评估性（evaluative）价值。本文并无意为本真性赋予规范的地位（Carmen，2005），仅仅将个体对本真的体验看作一个当代社会生活的可欲对象加以关照，而社会学意义上交往中个体本真性的展现并不天然受到他人的欣赏与欢迎（Waskul，2016）。因此，更进一步的分析需要结合中文播客听众的日常生活，考察他们的不满和欲求来源于何处。下文将着眼于中文播客兴起的两个突出语境：其一是当代高度奇观化的视频工业，其二是生活步调加速下个体紧张的日程表。

当代中国空前发达的视频行业既孕育了不断推陈出新的剪辑技巧和繁复特效，也催生出一个以用户留存和流量增长为目的的视觉文化系统。某播客机构首席运营官P2就将中美播客的不同业态做了对比：“中国跟美国最大的差别是，中国是已经被抖音‘洗’过的市场。很多听众是因为不想用算法平台才会来听……他就是希望听一些真人、真实的交流。”过于精美的视频可能在受众心中激起“受骗”的疑虑，S21就感到，“视觉的东西很容易欺骗我，诱导我按它的方式理解”（S21）。算法逻辑下，模式化的创作让视频的内容不再像是真实的自我表达，反而更接近一心追求完播率等流量数据的秀场表演：“不管是短视频还是长视频……都已经有比较固定的模式了，比如开头先讲一段骇人听闻的，后面才开始慢慢分析……”（S12）与之相对，仍然处在发展初期的中文播客尚未形成固定的生产链路和类型化产品，也只有少数头部播客在探索稳定的商业化模式，业余兼职的制作人居多（P2）。这背后的客观原因则在于，长音频的用户心理和消费场景与文字、视频平台有显著不同，播客平台的推荐算法仍处在探索和迭代过程中，并未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P1）。这些阶段性的特殊环境让播客生产者客观上无法完全将时间资源转化为附着有对应价值的生产资料，然而这恰恰成为听众感受中本真性的确证：“（其他内容从业者）是要拿工资的，所以不会投入很多的感情。（相反的是）做播客的人都是‘为爱发电’的……很珍惜自己的听众。”（S26）

除此之外，播客的时间脚本还与加速社会下“时间不够用”的宏观语境产生了独特张力。一二线城市青年很容易处在罗萨所谓“被‘要事清单’支配的环境下，都在从事可以立即获得满足的消费活动，以至于失去了对某些事物的本真的、珍惜的感觉”（罗萨，2018：84）。为了平衡即时满足与播客普遍超过30分钟的节目时长之间的矛盾，播客往往作为一种活跃的背景音存在，伴随听众日程表上的其他活动一同发生。统计数据显示，仅3%的中文播客听众专心听播客而不做其他事情，播客营造的声音环境往往萦绕于听众通勤、做家务的时光（Justpod，2022）。有些时候，听众借助本真的声音联结改造日常生活中难以避免的无意义时段，例如S3和S21就提到播客如何为机械而重复的路程赋予意义：

我特别喜欢上下班（的时候听），听着他们聊我也会在路上笑，虽然我只是骑着电瓶车，但我在笑，路过的人可能不知道我在笑什么。（S3）

工作压力特别大，……我（上下班）出行要（选择）打车、步行或者骑单车，如果说想着要听播客的话，觉得花长一点的时间也没有关系。（S21）

在其他时候，听播客这一行为本身未必发生在日常工作或通勤的同时，但工作仍然在听众的叙述中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点，他们通过“听播客的时间”与“工作时间”的比对，建构并标识这些“例外”时刻的意义。在S7看来，听播客可以构成工作时刻表中不孤独的瞬间，“在某一个工作日的中午，你很想有一点朋友交流，但你不能（立刻找到朋友），播客就可以”。S4则把特定类型的播客“攒”到周末听，充当“（上了五天班之后）让我心情突然变好的时段标志”。

上述两组紧张关系中，播客听众对日常生活环境的不满构成了他们通过播客寻求替代性经验的动力，而含义复杂的本真性往往是通过理解何为“非本真”（in-authenticity）的环境而得到其确切定义的。研究者不可能穷尽所有聆听播客的场景，但现有分析已经足够说明，不存在一种内在于播客这一媒介形态的“本真性”，它总是生成于特定的时空条件之中，在短暂、暂时性的传播和交互行为中得到阐释（Waskul，2016）。当我们脱离了本质主义的观点，进一步考虑当代语境的特殊性时，有关本真感之限度的视角也就浮出了水面。

（三）受限的本真：聆听中的效率焦虑

当研究将听众对播客本真的感受还原到时间紧张的日常之中，“听播客”这一行为本身就构成了不同时间观念相互冲突的场域。就中文播客的创作和聆听实践而言，从本真痕迹的流露、持续订阅的模式到逃脱视频算法的举动，时间在数量上的价值总是模糊的：多快/多慢的语速最让人舒心？听多少个小时的播客能和主播产生共情？这些问题暂时没有答案，因而既不存在一个本真感的累积模型可供创作者复制，听众也很难对自己在特定时长内能够获得多少满足拥有明确的预期。于是，正如城市青年对本真生活空间的建构可能悖论性地使其染上效用化和工具化的色彩（周泽鹏，肖索未，2022），播客听众也不可能仅凭主动聆听便创造出本真的“气泡”，全然摆脱效用化的时间观念。

有关时间的矛盾心态最突出地体现在受访听众对“是否倍速听播客”这一问题的回答中。部分听众认为，使用倍速就意味着扭曲了原始的声音空间与节奏、韵律感，从而破坏了本真的体验。S18就表示一旦倍速，“语音语调的自然感”就被破坏了；但同样，几乎同等数量的听众则认为，未经倍速的声音不能满足自身对效率的要求，他们更倾向于将数字音频的语速控制在一个精确设定的区间，希望在保留住本真感的同时节约时间。S26的操纵习惯突出体现了这种矛盾的心态：“（我）不太会跳过某一段内容，我的情感需求大于认知需求……但我会希望调成1.1或者1.2倍，否则我会听得很着急。”

对时间的矛盾心态也表现在播客平台的功能设计中。作为垂直领域的播客应用，“小宇宙”比“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等泛音频应用拥有更为精细的倍速控制设计，以0.1为单位的速度调节模块让听众有办法像调节科学仪器一样平衡本真和时间效用需求。例如，S12使用小宇宙的默认设置是1.2倍速，且要求“音频没有变声”，而相较之下“喜马拉雅最小的一个倍速选择是1.25，就已经很不适应了”——仅仅0.05倍速的微妙差异就足以破坏本真和时间效用之间的微妙平衡。

除了加速播放、缩短消耗的总时长以外，另一种提升单位时间效用的思路是“一心多用”——听播客的行为几乎严格根据其他行动的范畴展开。在听众原先已然稀缺的休闲时间中，同时利用上所有感官才是效用最大化的方式，因此单独或专心听播客根本上与日常生活中弥漫的时间效用焦虑不相容，播客“只能”与其他行为共生共在：“我会在做其他事的时候听……但如果我有一块大的空闲时间，我的眼睛、我的手都可以空闲下来的话，那我大概率不会听播客，我会做一些可以把我的感官占满了的事情。”（S8）

听众的时间效用焦虑还体现在他们对播客内容的矛盾心态之中，他们心目中播客最好的状态总是游移于纯粹的闲聊和“听课”之间，这让他们既能够从中得到本真感的抚慰，又不至于产生“浪费时间”的负罪感。S19就坦陈自己在听聊天类播客前会先看看标题、简介：“还是有一点功利的思想，就是觉得你听东西总归要有一些收获。”而那些对真实个体和原本交流语境的忠实呈现反而可能因为缺乏信息增量，最终变得不可接受。S25就描述了自己对本真的日常交谈逐渐失去兴趣的过程：“（某档播客）我刚开始特别喜欢听，因为我觉得两个主播特别活泼、欢快。现在她们还是那两个欢快的人，……（但）我不想再听那么日常的东西了。”（S25）

由此，听众感知中的听觉本真似乎处在一个悖论性的位置：一方面，听众通过选择长音频内容，寻求更加绵延、稳定的联结和本真关系；另一方面，加速社会造就的“提升逻辑”和“增长社会”（郑作彧，2018：188）又无时不促逼着个体对声音内容的选择标准，并且将聆听塞进他们时间规划的“夹缝”之中。因此，微观上的媒介时间脚本让播客有潜力承载“更本真”的表达与呈现，特定的语境框定了本真性在什么具体场景下被感受、阐释，而听众聆听过程中的效率焦虑则反映了何种程度、何种类型的本真是被允许的。一方面播客社群（包括创作者和听众）中确实发展出了重视本真性的文化，另一方面这种本真性的具体表现和范畴又时刻处于个体与社会环境的协商之中。

5

加速社会中的听觉生活

与本真性的“产-消协商”

现代社会以快速变迁为常态，人们则越来越需要真实的人际交往、经验和联结（Lewin & Williams，2016），而播客中本真痕迹的保留、长时间的连贯表达、订阅文化以及现实中的短视频和算法环境等特殊条件容许了时间上必要的绵延，构筑起听众对他者的本真感受，成为“联结感”的基础以及他们应对社会压力的手段。但与此同时，效用化的时间观念将听觉本真局限在日常生活的“夹缝”之中，这一方面让播客这一看似低速的媒介仅仅成为加速社会的调剂与注脚，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其内容层面可能性的迸发。

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将本真性放在媒介时间脚本的框架下加以把握。和过往研究相比，本文不止于从本真内容的组成成分、作为创作伦理的本真性等角度讨论本真在具体案例中的意涵（Duffy，2013；Wellman et al.，2020），而是进一步考虑播客特殊的时间脚本如何成为呈现本真的条件，又如何融入当代社会的媒介环境和时间节奏。在这里，本真性的含义并不稳定，而是拥有不同语境化的侧面，而此一关于“何为本真”的协商过程也是听众将经由“媒介准互动”所得的媒介经验写入日常生活，积极进行反身性自我建构的过程（汤林森，1999/2007：218-219）。由此，当播客听众和创作者们谈论似乎富有魔力的“声音联结”时，播客社群的“本真性文化”提供了更细致的解释切口，而有关时间的多方要求则是播客本真表现、定位和调整自身的重要动力。

本文继而发现，社会加速的逻辑将日常生活的时间效用化，从而形塑了个体的媒介使用决策。如果将媒介的时间脚本及其所保证的“本真性”作为透视播客行业未来发展的一把钥匙，那么用户对时间效用的隐含要求反映在或主动或被动的听众反馈和行为数据之中，也将成为相关播客后续内容生产的参考。播客平台员工P1就表示：“很多刚做播客的人来我们这里交流（运营播客的方向）……最忌讳的就是节目简介写着，这是我和我的好朋友的闲聊节目，我们的特点就是什么都聊。我不会愿意把时间花在你这里，因为太吃不准你会给我什么了。”可见，当播客作为草根的、新生的音频媒介存在时，反效用化的时间脚本保证了其本真表达的特点，并且容纳了个人创作者的自由探索；但当播客生产逐渐走向专业化、职业化，播客社群内部有关本真性的共识必然经历新一轮的协商。

由此，播客“本真性”应当被进一步放置在内容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产-消协商”过程中理解。过去几年间，中文播客界出现了更多的播客机构和播客网络、更加精良的声音制作和更多垂直领域的尝试，这一从选题、录制、后期到分发更可控、可预期、可复制的生产模式既是客观上行业发展的必然（白红义，施好音，2022），同时也可以视作强调效率的速度逻辑在听众和播客生产者之间互相加强的结果。当听众对时间效率的隐含期待和播客行业规范生产流程、将播客产品化/商品化的趋势相遇，这两方面的推力可能进一步重塑听觉本真的构成元素。一方面，主播谈话间不经意的流露、具有个人特色的表达方式作为本真感的重要源头，需要被纳入愈发按部就班的时间框架和内容生产体系中，这其中的矛盾感也鲜明地反映在播客创作者的邮件通讯之中：

（更规范可控的生产框架）意味着制作团队和工作方法会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我个人的特点，也会慢慢从播客节目中减少。这的确是“效率”、“控制成本”、“标准化”、“规模化”与“个性”、“特点”之间的一个矛盾。……其实最后就是选择和取舍。

另一方面，上述“有所取舍”的做法也有助于将听觉本真改造为卖点，把用户与节目间的“亲密关系”和“强粘性”售卖给广告主（Justpod，2022）。不过，在经济效用的框架下完成本真性的再生产并不容易，在网红产业（Influencer industry）中，这一点主要表现在揭示出本真性背后的利益纠葛时，网红内容生产的动机便会受到质疑，从而动摇其信誉（Abidin & Ots，2016：156-162）。而听众虽然对播客商业化持更明显的积极态度（Justpod，2022；CPA中文播客社区，2023），但逐渐专职化的播客生产者面临的矛盾是在高效、标准化的工作流（时间维度的约束）中适当地保留那些既吸引听众也吸引广告主的“不经意”（时间维度的延展），借此与重视本真感的社群文化不断地协商、平衡（Lamla，2016）。可以预见，未来更多的中文播客会强调自己在细分领域能够带来的信息增量和专业性，以更可预期的内容成为填补听众日常时间“夹缝”的质料，而本真性越发作为“不可或缺的陪衬”点缀其中。

最后，本文对中文播客的考察呈现出当代听觉媒介与社会加速趋势相交织的含混多义性，从而远离了理想化的听觉本质主义观点。就本文关注的个体听觉与时间经验而言，当代的听觉文化更接近于沃尔特·翁笔下被现代性所中介的“次生口语文化”，播客听众对替代性时间结构的经验总是以日常生活中对时间的严密筹划为前提。听觉本真得以生长的土壤是被数字技术可供性、当代社会和媒介环境以及个人的时间效用焦虑所共同规定的“夹缝”，只有在这个限定的空间之内，播客的听众与生产者才能事实上共同地“策划将要发生的事情，以确保这些事情将是完完全全自然而然的”（翁，1982/2008：104）。在播客研究之外，未来的听觉文化研究亦需要深入考察看似“原始”的听觉实践如何嵌入当代社会和媒介技术环境，把自身对“另类媒介”的期待建立在对实际生产与使用方式的深描之上。

（陈卓睿 彭兰：《用时效换本真？——加速社会中的播客聆听与内容生产》，2024年第10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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